她们，在午夜钟声后徘徊街头；她们，在霓虹灯影下兜售春天；她们，在城市角落里出卖身体，另类生存。一个沦落底层的摄影师，十年浪迹，十年追踪，用镜头和心灵记录了她们最真实的灰色人生。

2006年，摄影师赵铁林写了一本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取名为《她们》。她们是赵铁林镜头里的这些主人公，是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在霓虹灯下游荡，在酒店外边徘徊，被人们唤作小姐的人。不过赵铁林叫她们女孩子。当人们心照不宣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对她们的存在讳莫如深的时候，赵铁林却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那一张张或朴素或妖艳的脸，一个个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她们。在这些女孩子当中，有失足沉沦的少女，有已为人母的淘金少妇；有土生土长的农家妹子，也有在家待业的下岗女工。在摄影师老赵的镜头里，女孩子们曾经落泪，曾经欢笑，真实地活着。让我们跟随老赵进入到那个特殊的世界里，去听听她们的故事，她们是谁，她们从哪里来，她们怎样活着。

九十年代初，面对南方兴起的经济热潮，赵铁林也不甘寂寞，决定投笔从商。他离开北京南下，在南方的城市里，首先接触的却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花花世界。

赵铁林：姑娘们站成两排，你从这走，她是眼神巴巴地希望你点到她。你点到她就意味着今天晚上她能够有钱挣，你点不到她意味着今天晚上她没钱挣。

在残酷的生意场上，迂腐的赵铁林很快就败下阵来，公司倒闭，彻底破产，他无颜回北京见江东父老，只好混迹于这个南方城市最底层的角落，在一个叫英太村的地方租了房子。

记者：那个英太村住的主要的都是些什么人？

赵铁林：其实都不是村子，是城市里的一个集中地。这个集中地大多数都是这些女孩子，基本就是同乡一个带出一个来，有湖南籍的，有四川籍的，甚至于还有东北的。我一个人住在那儿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笑话我。我是一个独身男人在那儿住所以女孩子有的时候就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跑了。

赵铁林也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这些从事如此下等难见阳光的行业的姑娘们成为邻居。对他来说，姑娘们的生活也同样人让人好奇。

赵铁林：在外面看一看，里边有的正在说悄悄话，有的打起来了，她的男朋友打她，往死了打，这种事几乎天天发生。客人一到，男朋友就出去看录像，把房子腾出来，把门一关。

让赵铁林惊讶的是这些以出卖身体为工作的姑娘们竟然很多还带着丈夫或者男友，并用自己的卖身钱来养活着这些男人们。

赵铁林：天一黑，就开始大家抢厕所，梳洗打扮好了以后，就开始坐着摩的去各个各种歌舞厅。十一点左右她们就回来了，凡是能够挣到钱的，离着一里多地声音就传过来了：“老公快下来吃饭了”。挣不到钱的悄没声地回到屋里头。经常他们之间这种对话,哭笑不得，我说社会已经沦落到如此之地步了，怎么能够出现这种现象呢？所以，我说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

然而时间久了，沦落底层的赵铁林对这个所谓的另一个世界从陌生、好奇，到真正地走进去，并和周围融为一体。破产之后，赵铁林只能凭着摄影的手艺给小广告公司打零工为生，偶尔也会给周围的姑娘们拍拍明星照，赚点小钱。这样，他首先和一个叫小竖的姑娘熟识了起来。

老家在四川的小竖被丈夫抛弃,而和她感情最亲近的哥哥却是一个当代的“袍哥”,不务正业还经常惹事生非，苦闷的小竖和几个姐妹来南方下海。可如今她已年长色衰，难有客人光顾，更不幸的是她还染上了毒瘾。

赵铁林：因为感情上的挫折，又有这么样一个不争气的哥哥，她感到很困难，跪在地上哭，那个不是小说，就是眼前。她就是为了这么一点钱，想戒毒她都没有条件。我前前后后帮她戒毒花了四千多块，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一传十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摄影师，而且又没有什么坏心眼，所以我到了哪家发廊，举起相机就照，绝对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拒绝。

帮助小竖戒毒后，赵铁林忽然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相机正是记录这些姑娘们的世界的最好工具，他决定跟踪拍摄小竖的生活。

记者：她跟她哥哥很特殊吗？

赵铁林：很特殊。我再到她的老家的时候，她那个哥哥也很好地招待了我，说我这个可怜的妹妹、傻妹妹，还不断地给我钱，老问她的现状。我说你别问我她的现状了，我就说我告诉你她还能活着。我如果把全部的情况都告诉他，她的哥哥会怎么想，那不是等于是把自己的妹妹推上绝路上去了吗。她哥哥也把她当年的结婚照片都拿出来了，让我看。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就觉得挺可惜。

最终已经无法在这个行业里继续下去的小竖，还是回了老家。分别时她告诉赵铁林也许只有家乡才能让她真正地戒掉毒瘾。

赵铁林：她认为能找到一个好的男人，所以最后她又结婚了，后来这个男人又不要她了。最后我得到消息说她疯了。

小竖走了，但在当地的那些灯红酒绿的街区里，繁华却没有丝毫的减弱。手持相机的赵铁林每晚在这些街区上穿行，渐渐地一个独特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

赵铁林：那是1993年，在当时经济非常的活跃，我经常路过一个发廊门口，就坐着小朱，老是面色很忧郁。我觉得很奇怪，其他的女孩子都傻乎乎的，她很忧郁。

一天当赵铁林再一次路过小朱面前时，这个忧郁的姑娘忽然主动拉住他，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赵铁林：她在贴身的钱夹里面掏出一张照片，她的男人，还有女儿，但是唯没有她。她说：“你能不能把它制作到一块儿”。她的照片是随身带着的，只要回到家里面，就把这小照片放在墙上面。

这张小小的照片引发了赵铁林对小朱身世的关切。小朱的老家在四川农村，七岁丧母的她被外公抚养长大。十九岁时，在城里做保姆的小朱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并和他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家庭。一年后，他们的孩子降生了，两个人买了一辆机动三轮，靠它拉客为生。1992年的12月22号，她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大对头男人去了以后碰到了三个人抢他的车，他死活不给，结果就被杀了。她不是正当婚姻，她不能带着孩子回老家。别的姐妹就跟她说，咱们下海吧。她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来到这个城市。

赵铁林：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后来人告诉她这叫“坐台”。没有文化又不能够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只能够去当发廊妹。不是像她想的那么简单，仅仅就是给人家洗洗头，捶捶背，她明白了这件事情，非常地痛苦。

为了给寄养在姨妈家的孩子每个月300元的抚养费，小朱只能留了下来，她尤其无法忘怀的还有在男人坟前留下的誓言。

赵铁林：她把他葬在她自己家的祖坟旁边，而且没有碑。“等有朝一日，我有了钱，我一定给你修一个碑”。她带孩子，让孩子好好学习，她带孩子上一个贵族学校，入学费就三万块。她认为她孩子应该受到很好的教育，带她去渣子洞，去白公馆，去看看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她认为她走错了路但是孩子们将来不能再走她这条路了。

认识小朱后的第二年春节，赵铁林又跟随小朱去探访她远在四川农村的老家。

赵铁林：往山里头赶，大雪封门，家里头真是穷，露着天窗的，露着窗户的。我说你出生在哪儿？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牲口的牲口间，她就说她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贴了一个1995年的挂页。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将来向世人昭示一个人的命运，那么我要把它拍得非常真实。

那间一贫如洗的小屋让赵铁林无比震撼，其实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种跟踪拍摄的意义所在。在小朱的家乡，女孩子们到南方以特殊的方式去谋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那里的不少女孩来讲，迈过那道门槛真的就能马上过上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她们是宁愿暂时把所谓的灵魂、尊严等等名词束之高阁的。而当全村的人都对衣锦还乡的女孩子们欣羡不已的时候，其实这些概念早已经变的很苍白，甚至不值一提了。但是小朱不行，在多年之后小朱仍然保持着对那生活过于敏感的神经。她一直小心珍藏着老赵拍的每一张照片，因为她觉得只有在那些照片上，人们看不到她的过去，她还留下了些许清纯。

记者：那儿的女孩子有多少是出来做这个行业？

赵铁林：差不多有一大半。我去了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那在村子里就是一个人所共知事实。所以我感到很惊觫，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中国的乡村的这种崩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面，而是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约束。宗族社会一旦解体，那么人们就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了。那些出去的女孩子差不多都给家里盖了房子，还给自己留了一小间。

大年初一，小朱就带着女儿来到男人的坟前，在这里她还给自己预留了一块地界。

赵铁林：那个坟青石板很厚，一米二那么高，上面字也刻得非常端方有力。她让的孩子跪，点上五盏蜡烛，磕头：“让爸爸保佑你将来上大学”。

从老家回到南方的城市，小朱继续她灰色的生活。然而九十年代末期，当地的经济日渐萧条，姑娘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小朱心生离意。临走前，她拉赵铁林来到郊外，让他最后一次为自己拍些漂亮的照片。

赵铁林：船上没什么客人，她却把墨镜给戴上了。我说这不像你，她把墨镜一摘，“不像我？我什么样？什么是像我？你说我到底怎么样？我是好人是坏人？”她说：“你知道我最恨什么人，最恨男人，不管他给钱不给钱，他是不把我们当人，他只是作践我们，那都不是好人”。这时候船慢慢慢慢驶离江心了。

不久小朱就回了四川。当赵铁林再次见到她时，小朱已经又和一个做司机的小伙子恋爱了。

赵铁林：那个小伙子每天要出车跑长途，所以起得很早，起来了以后，她就给他做饭。三十岁大寿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我喝了很多。她屋子旁边就有山，我就上山，往下看江水，再看到这样的一个万家灯火的场面，心里头感到很悲痛。她本来是一个正常人，过着一种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痛苦。

2000年的一天，已经回到北京的赵铁林忽然接到了小朱的电话。在电话里，小朱泣不成声，几天前她的第二个男人开车时撞上了迎面的卡车，当场丧命。

小朱走后，赵铁林又拿起相机把镜头对准城市里更隐蔽、更肮脏、更低级的角落，一个聚集了民工和村妓的贫民窟。在这里，也有了更让他震惊的发现。

赵铁林：到了1998年，突然我碰见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长得非常的漂亮，大大的眼睛，清澈如水。我就很奇怪，就问她是干这行的吗？她说是呀，她以为我要做生意呢，就把我拉进去。我说不行，我当你爸爸都有资格了，我说你多大了？她说16岁。

阿薇本来生在一个北方的城市，但父母离异后，无人管教的阿薇混迹街头，在旱冰场里认识了28岁的小吴，马上离家出走，跟随小吴南下。

赵铁林：她男朋友是随着一个团伙过来的，这个团伙的老大是耍老千的，所以四个男人靠她一个人养活。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十三个客人。

赵铁林刚一出现，小吴就盯上了他，他向赵铁林借钱，说要给阿薇做流产手术。

赵铁林：她做手术的时候快到三个月了，超过三个月就不能做手术，胎儿太大。她没钱做手术，她这个男的就是想有一天算一天，你做了手术，十五天不能做生意，我靠谁活啊。一直让她做，到最后她一个月的例假能够二十五天，那已经成血崩了。她其实根本不知道她经历的这些事儿意味着什么。她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男朋友让她干这件事情，她只要能挣到钱男朋友就高兴。只要有了钱，她男朋友能将来回老家开一个店。她说挣够六千块钱，回家开一个店，她就和她男朋友结婚。她哪知道事情往后发展，到最后到什么地步，六千块钱就是她最大的人生理想。她一有时间，就把她的男朋友抓过来，让他发誓：“娶我，你得爱我”。就高兴了，就去跟小猫小狗去玩去了。那些打工仔，等她排队做生意，她正在跟小猫玩，不理他们。最后她男朋友把这个小猫给摔死了。从此以后阿薇就和男朋友的关系越走越远。拍照时，她男朋友不敢看我，他害怕我，因为他觉得他做这事太亏心了。这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阿薇提起她的亲戚在歌舞团当演员。她就跳起舞来了。她不管别人怎么样，她高兴就跳舞，她不高兴就哭，让你很难把这个小女孩和她所经历的故事联系起来。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赵铁林依然在南方那个城市的角落里停留了近十年，他难以舍弃用镜头来记录这些底层女孩们光怪陆离又灰败不堪的生命。在常人不屑关注的地方，他体验着最真切的浮世绘影。

记者：她们一天里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

赵铁林：就赚到钱的时候最高兴，赚不到钱的时候就哭。被人欺负的时候也哭，而欺负她们的大多数都是主流社会的人。

记者：她们在生活里最在乎什么？

赵铁林：她们最在乎的就是能有一个心疼她的好男人，最在乎的就是有一个能够真正心疼她的好男人。哪怕你矮一点，哪怕你瘸一点，哪怕你不太能挣钱，但是你真正爱护我，我挣钱去。

记者：她们的心里还会不断审视自己这个身份吗？

赵铁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她们没有身份感，什么事情也没有计划，就是浑浑噩噩。

记者：她们最大的就是希望能够什么呢？

赵铁林：自己能够健康地活下去，能够挣到钱，能够把自己小家成立起来。庸俗不堪，天天演绎着一个陈旧的故事，又老又长、永远不断的一个故事。

九十年代末，赵铁林终于回到北京。他把他的经历以及记录那些姑娘们的照片写成了一本书，书的题目是《她们》。

赵铁林：对于大多数的这些姑娘们来说，她们有别的出路吗？在这个社会没有给她铺垫正常渠道的情况下，而且她没有这种办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那么她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而这种生存是非常非常地悲惨的。

记者：她们的第一次真正做出这样决定的时候的那种挣扎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突破了？

赵铁林：既然大家都以钱为最终的生活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钱就是第一位的，个人的廉耻礼义这些东西都退居第二位。它在生存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她那个圈子里面虽然很痛苦，但是生存比痛苦还重要。

记者：那这段生活会在她们的人生里是个什么位置？

赵铁林：这段生活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悲剧，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巧言令色，但是如果你沾上了其他的毛病，你又吸上毒了，你又被黑社会裹挟走了，那你就起不来了，你就是死路一条。这个职业它的特点就是极具腐蚀性。你在她们身上看到一种超强的生命力，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力，是一种女性的一种韧，一种就是说非常悲惨的韧性。她知道社会是不相信眼泪的，她们就是自己独撑一片天，哪怕天再小那也是自己撑出来的。

在书的后记当中，赵铁林这样写到：当年的故事忽悠之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姑娘们的音容笑貌虽然依旧，但是电话打过去，多数已为人母，为人妇，也有几位早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今天故事当中，讲了三个女孩子：小竖，后来疯了；小朱在第二个男人死了以后，想过自杀也想过出家，逢庙必拜，是某种期盼，也是某种洗刷，现在她已经找了第三个男人，到最后一次打电话来说她终于过上了向往已久的正常的生活。而阿薇姑娘，离开小吴之后，却有消息说有人看到她和一个过失杀人的在逃犯亡命天涯，再也没有消息。

赵铁林离开南方已经很多年了，他说出了这本书，到此他讲的“她们”的故事也应该谢幕。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故事在那些女孩子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谢幕呢？又会是怎样的结局。